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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统一战线(1949.10至1956.9)

  • 时间:201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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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新阶段

  《共同纲领》是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是中国有史以来中国人民的第一部大宪章,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为此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最低纲领,也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和共同奋斗的纲领。

  《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历史任务,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其基本内容是:

  (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二)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及其组织成分

  《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业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共同纲领》还规定了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正如刘少奇同志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它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成为我国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和基本的行动准则。

  建国初期的形势和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形势

  建国伊始,新中国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在军事上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的军队残留在西南、华南等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的地区进行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国民党在溃逃时遗留下来的大批残余力量,同当地反动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对我进行捣乱破坏,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经济上,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全面崩溃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特别是国民党政府的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把生产迅速恢复起来,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从而在政治上站稳脚根,这在当时是比进军和剿匪更加困难的新的严峻考验。

  在国际上,妄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之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还竭力阻挠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妄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在军事上实行包围。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也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不仅要求在新的任务面前学会新的本领,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糖弹面前"不"打败仗"。这是党中央领导十分担心的,也是我们的党外朋友十分关切的。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繁重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面临的困难,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共同奋斗。

  (二)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党内一部分人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一种“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倾向,看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于安排民主党派代表人物担任人民政府领导职务不服气,发牢骚,讲怪话;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强调斗争和限制,要求提前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瞧不起统战工作,说什么“统战路线,地主路线;民主观点,糊涂观点。”同时在少数同志中存在着敷衍主义和迁就主义的倾向。因此,提高全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克服和纠正“左”的倾向,成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统一战线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于1950年3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政策。各中央局、分局、部分省、市委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以及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内的中共党组的负责干部,共93人出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就建国初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政策作了明确的阐述,其主要内容是:

  1.指明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主要任务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力量,为实现《共同纲领》,为着稳步地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2.阐述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关系和中国共产党对中间阶级、中间力量的基本政策。指出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民族资产阶级都必须执行既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方针。在目前,要特别注意同民族资产阶级搞好经济上的合作,以巩固政治上的合作。

  3.阐明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民族关系已从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转变为平等互助的关系。但民族间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除,解决民族间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4.阐明了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和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政策。各民主党派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中共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他们共同奋斗,同时又必须在组织上尊重他们的独立性,与他们诚恳地协商、建议和说理,必要时进行适当的批评,而不是从组织上去控制它们。

  5.阐明了各级人民政权机关和协商机关统战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正确关系,一要同党外人士沟通政策思想,二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6.提出要在全党加强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克服关门主义和敷衍主义、迁就主义倾向。

  与会同志根据李维汉的报告,联系本地区统战工作实际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会作了两次报告,就大家在讨论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作了回答。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问题,他指出:“今天我们中心的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关于对民主党派的问题,他又指出:“各个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政党都有一定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的政党标准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他还进一步指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听取了会议的汇报,针对会议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第二,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的背后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他还指出,从整体看,从长远看,必须要民主党派,要把民主党派的干部看成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是“团结、建设、进步”。毛泽东还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工人阶级单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毛泽东这段话,把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战略的高度。

  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了在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的新任务以及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提高了全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纠正了“左”的关门主义倾向,指出了敷衍主义和迁就主义的危害,为统战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和平解放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

    中央确定和平解放西藏方针

  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公元13世纪,就成为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到了清代,西藏同祖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清政府设置驻藏大臣,代表清廷督办西藏事务。到了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后,给帝国主义觊觎西藏以可乘之机,他们唆使地方统治集团中的亲帝国主义分子,以“独立”、“完全自治”为名,阴谋将西藏从祖国分割出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联合政策。西藏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奔走呼吁中央人民政府驱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还西藏一个清平世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巩固边疆,保卫国防,使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并结合西藏的历史状况和当时的综合因素,决定采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一方针,受到西藏广大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

  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能否实现,取决于西藏地方当局是否接受这个方针。因此,中央决定一方面积极做好进军西藏的军事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发挥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作用,对西藏上层集团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

  以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国主义分子,千方百计破坏我军和平解放西藏。他们甚至把藏军主力集中在昌都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而且杀害了主张祖国统一、和平解放西藏的爱国活佛格达·洛桑丹增。1950年10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鉴于先后对西藏当局函电晓谕和派人劝说均未获结果,决定命令解放军向昌都进军,给西藏的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10月24日,昌都战役全部结束,藏军主力被消灭。这一战役为进一步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谈判,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集团内部急剧分化,爱国力量增长,对达札不满情绪日渐增大,纷纷要求达赖亲政。在这种形势下,达赖于1950年11月14日提前亲政,达札下台。1951年1月27日,达赖感到若战不能,“独立”无望,只有谈判才是出路时,提出于1951年4月,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开始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始终注意把坚定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恰当地结合起来,在维护祖国统一、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保卫国防,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宜等根本原则问题上,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耐心说服西藏代表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而在一些事务性、技术性问题上,则充分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与要求,做出必要的、适当的妥协和让步。从4月29日开始,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谈判,终于在5月23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该《协议》包括一个序言和17条,所以又称“十七条协议”。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协商制定的一个具有现实法律效力,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件,对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对西藏的发展、进步,都有深远的意义。

  执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斗争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于1951年8月8日抵达拉萨,10日,西藏和平解放,开始执行协议。

  围绕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经历了三场大的斗争:

  1.争取达赖返回拉萨的问题。1951年1月2日达赖被亲帝分离主义势力裹胁到亚东后,一直滞留不回拉萨。因此,争取他尽快返回拉萨,表明拥护协议的态度,成为稳定西藏局势,安定西藏人心的关键,也是维护执行协议的首要步骤。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的张经武将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赴亚东,会见达赖。张经武向达赖面交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的副本,并向达赖解释了《十七条协议》的重要性,阐明了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说服他早日返回拉萨。经过张经武耐心的教育、争取和达赖随行官员中爱国人士的劝说、推动,在三大寺及广大僧俗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达赖喇嘛随行噶厦等官员于1951年8月17日返抵拉萨。同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向毛泽东主席发出电报,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

  2.争取滞留在青海的班禅返回西藏的问题。自第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长期滞留在青海。争取他返回西藏,与十三世达赖和好,成为执行协议的又一个重要步骤。经过中央代表的工作,达赖承认十世班禅“确是前辈班禅化身”,并向班禅发出在拉萨“友好相见,畅叙旧情”的电函。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办公室的筹备、护送下,班禅一行经过四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952年4月28日平安到达拉萨。按照《十七条协议》的原则规定,在中央代表和西藏工委的协调帮助下,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就恢复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比较顺利,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双方之间的历史积怨,增进了团结。班禅一行于6月9日离开拉萨,23日到达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

  为了广泛宣传《十七条协议》精神,团结绝大多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央代表张经武和进藏部队领导人张国华、谭冠三、范明等,分别登门拜访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各大寺庙的大活佛、堪布和在野的贵族知名人士等,向他们赠送《十七条协议》,宣传解释《十七条协议》和《共同纲领》精神,揭露帝国主义造谣诬蔑共产党,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经过中央驻藏代表、进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卓有成效的工作,团结争取了大多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以反帝爱国为共同政治基础,以《十七条协议》为纲领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在西藏开始形成。

  3.对“人民会议”事件的处理。帝国主义和西藏少数亲帝分离主义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在拉萨制造了伪“人民会议”事件。1952年3、4月间,流亡国外和在西藏的亲帝分离主义分子暗中策动和组织部分藏军、喇嘛、流氓等,成立了伪“人民会议”的反革命组织。他们在拉萨进行请愿和武装骚乱,包围中央代表驻地和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反对《十七条协议》,企图把人民解放军赶出西藏。经过中央代表和驻藏部队领导机关“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达赖喇嘛出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并撤销了暗中策动、支持伪“人民会议”的鲁康娃和洛桑扎希两个司曹的职务。

  从争取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和平谈判、签订“十七条协议”到执行《十七条协议》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严格遵照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的指示,立足于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逐步推动社会改革,促进西藏社会发展进步。

为实现《共同纲领》,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新中国建立后,当时经济的基本状况是:现代工业占17%,农业和手工业占83%。而资本主义工业占全部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的63.3%。私营商业,占全国商业总户数的98%,商业机构批发额的76%,零售额的84%。因此,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出发,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但是,由于私人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民族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又不能不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发生矛盾,决不能让其自由发展,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必须加以限制。

  基于这个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发展资本主义愿望的一面,又有拥护《共同纲领》和国家宪法的一面,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国际的原因,许多私营工商业在经营中感到不少困难。他们虽然对推翻“三座大山”感到扬眉吐气,但许多人对共产党的政策心存疑虑,担心被“共产”、被“清除”。“挂红旗,五星(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就是他们当时心境的生动描写与真实吐露。因此,一度出现私营企业开工严重不足,一些大资本家出走香港、国外。针对这种情况,在积极开展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又在发放工商贷款、提供原料、收购成品、委托加工等方面大力扶持民族资本,并且积极安排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参加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政协会议及其他领导职务,以调动他们各方面的积极性。

  在大力扶持民族资本的同时,党和政府坚决地打击了投机资本。国内的投机资本利用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困难的局面,套购重要物资,囤积居奇,扰乱金融,扰乱市场,造成工农业生产滑坡和人民生活困难。为此,党和政府进行了打击投机资本、统一财经的两项重大工作。人民政府封闭了在上海的金银、外币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取缔银店、黄金、美钞的投机活动,公布了金银外币管理办法。同时,在全国调集了粮食等重要物资.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毁灭性打击。之后,党和政府又实行了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的办法,使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加,支出相对减少。l950年4月,全国财政状况基本好转,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和合理调整工商业

  全国财经统一后,投机资本受到重创,虚假的购买力消失了,继而出现许多私营企业产品卖不出去,资金周转不灵,生产减缩,关店歇业增多,1950年5月,全国失业工人达110万人。此时,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惶惶不可终日,与共产党关系又趋于紧张。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所必须开展的各项工作和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向全会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全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中把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在会上还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提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不反对我们。”

  1950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指示精神,开展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包括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

  调整公私关系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的收购、包销。随着加工、订货范围的迅速扩大,使私营企业上半年的萎缩局面很快得到扭转。(2)调整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和调整价格。国营商业应把主要力量放在批发上,以调节市场,稳定物价。国营商店让出30%左右的零售业务。(3)对私营工商业进一步发放贷款。(4)调整税赋,对部分工业产品减税,裁减税种、税目,提高所得税起征点。

  调整劳资关系方面,资方要确认工人的民主权利,积极改善经营管理;劳方为维持生产,可暂时降低工资福利,轮流歇工,共渡难关。劳资纠纷由劳资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政府仲裁。

  调整产销关系,逐步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根据统筹兼顾的方针,通过调整,实现产销平衡。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通过对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不仅使一度呈现的私营企业生产经营萎缩的态势得到迅速扭转,而且使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的紧张局面得到缓和。正如陈云所说的:统一财经管理,调整工商业,“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抗美援朝、土地制度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统战工作

  (一)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当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美国提案,断言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侵略者”。美国政府有恃无恐,不但悍然出兵朝鲜,而且将战火燃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和平与安全。9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严正警告美国:中国决不会“置之不理”。中共中央在作出出兵朝鲜的重大决策前,及时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进行座谈协商,消除他们的顾虑并征求他们的意见。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抗击美国侵略者。10月24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专题讨论抗美援朝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新民主义青年团联名发表了《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表示中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抗美援朝的决心。

  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捐钱、捐物,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民盟中央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抗美援朝爱国武器捐献委员会”,推动全盟的捐献活动。其他党派也积极开展捐献活动。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等多次派人参加赴朝慰问团。致公党主席黄鼎臣还亲自组织并率领医疗队奔赴朝鲜前线。全国工商界和基层团体也与各级政府签订了爱国公约,协助政府搞好劳资关系,搞好生产,保证税收,稳定社会秩序。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中,在中共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团结得如磐石一般,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威武不屈。

  (二)土地制度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拥有三亿多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尚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因此,完成对这些地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完成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也是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第一个重要条件。

  1950年6月,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说明了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和各项有关方针政策,号召各界人士同情农民、帮助农民、支持土地改革。对于中共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刘少奇的报告,大部分民主人士在讨论中表示赞同,但是也有不少人流露出“和平土改”的主张。认为“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甚至还有人对土改抱有抵触情绪,说什么:“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江南无封建”。有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曾一度表现附和与共鸣。

  为了统一认识,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分别约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在小组会和大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统一认识。通过学习,不少民主人士提高了认识,表示要为圆满地完成土地制度改革而努力奋斗。爱国起义将领邓锡侯表示说:“我下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更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

  毛泽东在会上致了闭幕词,号召各阶层人士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过好土改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他还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们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就是正确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些话,不仅对党外朋友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鞭策,对统一战线工作也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政协会议后,各民主党派都发布了拥护、支持土改运动的指示和决议。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协商,在取得他们的同意后,还组织部分大学教授和民主人士参加、参观土改工作,使他们在实践中受到考验和教育。

  (三)镇压反革命运动

  建国初期,残留在各地特别是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匪、恶霸、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伺机进行破坏和捣乱。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自以为梦寐以求的美蒋“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更是明目张胆地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和进步群众。1950年广大新解放区就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害,其中仅广西就达7000多人。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对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必须坚决予以严厉制裁,纠正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党外人士中有些人曾经流露出一些错误思想:划不清敌我界限,主张对反革命分子施“仁政”,特别是有些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历史联系的人们,思想上震动更大。为了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出两个文件,规定“对于解放前已开始参加反蒋斗争,已经与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特别是高级民主人士,对于真正起义的军官,在土改和镇反中,必须有意地予以特殊的照顾,或宽大处理,这对统一战线和革命胜利的巩固是十分必要的,决不可不加区别地把他们与一般反动地主和反动军官一样对待。”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充分协商。不少省市还注意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对反革命案件的调查处理。民主党派的许多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积极组织成员学习和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通过学习和事实的教育,许多党外人士划清了界限,坚定了立场,使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胜利。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经过三大政治运动的锻炼和考验,也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

  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1951年初,在三大运动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三大运动中的统战工作问题和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周恩来、彭真等到会作了报告。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与参加会议的各中央局、大城市党委统战部的同志谈了话,李维汉作总结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回答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1)关于抗美援朝的巩固、扩大和深入。周恩来指出,我们必须进一步掀起抗美援朝运动高潮,并把它同土地改革、肃清土匪、镇压反革命等工作结合起来。我们所要打击的是真正穷凶极恶、被人民所痛恨的恶霸和反革命分子。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而不要波及到次要的、胁从的或过去做过反革命的事现在已经改悔了的人身上去。土改也是这样的。他还指出:天主教里有反革命分子,但不能笼统地说,里面有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分析,也就无从进行统战工作了,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向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2)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国是一个有4.75亿人口的大国,在500多万党员的共产党旁边,民主党派成员太少了就很不相称(建国初期,民主党派成员只有1.1万人)。只想570多万党员,不去想4.75亿人民,那就叫孤立主义。我们让民主党派存在和使它发展,正是便利于这种组织工作,而不是自找麻烦。相反,不这样做,倒带来更多的麻烦。(3)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问题,周恩来强调指出:我们的政策,我们已经做了的事情,广大群众都是知道的,就应该让民主党派知道,否则,就会陷于被动。统战工作就是要用道理去说服别人,就要把许多事情告诉他们。

  毛泽东对统战工作也作了重要指示。他说,要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前去视察土改,让他们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他又说,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写万言书也好。对民主人士要进行教育,并让他们参加活动。谈到统战部门的工作时,毛泽东说,你们要很好取得党委书记和组织、宣传部门的帮助,善于经过党委和党委负责同志把你们的“几家”建设起来。你们当中要出些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门道。

  会议认为,目前统一战线的任务,是与三大运动相结合,团结、动员党派、团体和工商界、宗教界人士参加到反帝爱国运动中来,在运动中受到教育,并经过运动,推动和扩大统一战线。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会议认为,目前民主党派的组织人数同他们的政治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共产党要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经过与会者的认真分析和深入探讨,会议拟定了《1951年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建议》要求各级党委积极协助各民主党派在今年内完成发展党员一至二倍的任务。在民主党派组织发展方针上,建议:“主要应该在大、中城市和省会就现有基础加以发展,使之具备相当规模,而不要采取分散力量,到处搭架子的办法。”“吸收党员的政治条件,必须是拥护《共同纲领》并愿为其实现而奋斗者。”

  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作出的在三大运动中开展统战工作,不仅有利于运动的进行,而且对每个统战对象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会议拟定的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

   “五反”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工作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运动。随着“三反”的深入,发现许多贪污分子和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密切关联、相互勾结。于是,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首先在大中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当时,大部分私营工商业户都犯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为。极少数人严重违法乱纪,情节十分恶劣。沈阳一家工厂在加工供志愿军使用的不冻液时,盗走甘油,致使不冻液变质失效,给前线军事运输任务造成严重损失。天津40多家铁工厂承制的17.7万把志愿军军用镐、锨,不按合同规定使用原材料,以次充好,致使这些镐、锨一刨就断裂,一铲就卷口。上海大康药房资本家王康年,先后向25个国家机关的65名干部行贿,骗取国家大量订货,把过期失效的药品卖给志愿军,而前线急需的药品,卡住迟迟不发货,造成许多伤员死亡。诸如此类唯利是图、不顾国家利益的事是不少的。显然,开展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其意义正如周恩来在政协的一次会上指出的:“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

  开展“五反”运动的目的是打击资产阶级的非法行为,划清合法与非法的界限。运动初期,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要注意采取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由于策略正确,因此,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了“五反”的统一战线。打击的重点是极少数五毒俱全、完全违法的不法资本家。在运动后期进行处理时,中央明确的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并对私人工商户按五类划分,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实行区别对待,把打击面限制在极少数完全违法户。据华东等五个大区六十七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统计,受到刑事处分的只占千分之一点五。

  “五反”运动的意义是重大的。在思想上,对清除旧社会的污毒方面,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经济上,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政治上,巩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场斗争的胜利,为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在“五反”运动的高潮中,也曾发生过斗争面过大和逼供信现象。这些情况的发生,同运动初期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限期推开运动,要求各地都作出一个“打老虎”预算的做法是分不开的。这些错误倾向,在运动后期的定案处理中,基本上得到纠正。总的说,成绩是巨大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

  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随着革命的发展,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敌对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突出出来。“三反”“五反”斗争的出现,正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然而,这场斗争,又是发生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因此,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就成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1952年6月6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工作问题。周恩来、陈云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李维汉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分别作了报告。通过这次会议,明确了对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会议认为,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在国内主要矛盾转变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中间阶级以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统一战线政策。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在当时主要是把违法改造成守法,而不是把资产阶级改造成工人阶级。对民主党派,是要他们确立“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的思想,而不是要求他们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对于他们成员中一部分从事文教、科技等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应要求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逐步具备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民主党派发展成员,应以其所联系阶级、阶层的中上层代表人物为主要对象,否定了过去提出的民建会以中小工商业者为基础的组织发展方针。

  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了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会后,党的统战工作的重心逐步转移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来了。

  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新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工商业

  1952年6月20日至30日,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以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为主体的会议,也是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集中进行统战工作的一次会议。党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明确指出对这次会议的方针是要在消除“五毒”的基础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与会的私营工商业代表中的多数人在“五反”运动中受到批评教育,同时在生产经营中也受到“左”的干扰。如有关部门普遍压低了加工订货的工缴费和货价,使他们资金缩减,生产困难。因而,他们对党和政府有疑虑,有牢骚,甚至对前途丧失信心。

  针对这种思想情况,筹备处主任陈叔通在开幕词中既指出“五反”的重大意义,又说明私营工商业在消除“五毒”后仍有光明的前途,鼓励工商界发挥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

  会议安排两天进行分组讨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陈云就代表们提出关于加工订货的合理利润、“五反”运动中部分私营工商业发生呆滞的现象、银行利息、税收、劳资关系和防止“三害”“五毒”等问题,一一作了明确的回答,宣布决定在“五反”后新的情况下进一步调整工商业,照顾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陈云提出关于利润的合理规定和降低银行利率等措施,受到工商业者的普遍欢迎。

  周恩来到会作了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毛泽东亲自接受了会议献旗,使与会代表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最后,会议在充分酝酿协商的基础上,于6月30日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为陈叔通,副主任有李烛尘、南汉宸、章乃器、孟用潜、盛丕华、许涤新、荣毅仁等13人。

  这次工商联的筹备代表会议,是一次很成功的会议。通过这次会议,贯彻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注意与民族资产阶级协商会议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务院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会上的报告,事先也与陈叔通、黄炎培、章乃器等人进行了研究。通过这次会议,不但巩固了“五反”运动的胜利,而且缓和了“五反”运动后紧张的阶级关系,安定了资产阶级的情绪,许多代表反映:“低着头去(开会),抬起头回来”。这样,为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于1953年10月正式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团结民族工商业者为主的统一战线组织。

   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

  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能够适应新中国的需要的;但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与新中国的需要有不相适应的一面,需要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和新作风。1951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帮助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适应新中国各方面建设的需要,决定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一次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的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结合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思想改造的体会,着重阐明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周恩来循循善诱、富有感染力的报告,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1月30日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指示》阐明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基本方针,强调不要把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或轻重倒置。

  中共中央指示发出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教师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全面展开。1952年1月5日,人民政协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宗教界积极参加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于是,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包括各界知识分子参加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1952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基本结束。

  经过这次学习运动,广大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时事政治和社会发展史,通过参观或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本上划清了敌我界线,《共同纲领》成为大家思想认识和行动的准则。

  在这次学习运动中,虽然注意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启发引导广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认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但在制定执行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左”的偏差,主要是有些地方的领导指导思想上有急于求成的倾向,方法过于简单,使有些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有些地方在思想批评中是非界限混淆,把崇美思想和学习研究西方的科学技术混为一谈,造成思想混乱,使一些学术研究受到影响。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制定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

  随着民主改革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共产党在1952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地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实行,标志着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列宁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一个从前者转入后者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它既有资本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在过渡时期,要使多种经济成分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要建立大工业,实行工业化;同时,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小农经济,要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酝酿到形成有一个具体过程。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分析了当时存在的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提出了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七届二中全会还规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必须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根据中共的政治主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办法,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不明确的。

  建国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得到基本好转,历史的发展也把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推到了我党面前。这就是:第一,从生产力方面分析,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工农业生产虽然达到或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但是我国生产力还相当落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比当时苏联以及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而且许多重工业部门,也没有建立起来。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就要实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在我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从生产关系方面分析,在建国头三年,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限制政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十分尖锐,在斗争中也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落后的一面。这样,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历史地提到着手解决的日程上来了。

  1952年年底,毛泽东提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设想。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维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这条总路线。后经财经工作会议和党内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1953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年12月,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由党中央批准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方针的制定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对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改造,可以用剥夺的办法把它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而剥夺的方法又有两种具体形式:一种是没收,像原苏联那样,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无偿地没收;另一种是赎买,采取有偿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针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赎买的办法,也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春,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由李维汉部长率领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深入考察了建国后头三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在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

  李维汉的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表示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有关负责人,还有十个大城市的中共市委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这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会上,毛泽东指定李维汉为中央起草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政策性的报告。李维汉的报告起草出来后,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确定为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

  这样,从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到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明确为利用、限制、改造,使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明确起来了。

  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毛泽东关于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

  (一)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方针确定之后,摆在全党面前的就是要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明确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中央统战部于1953年6月,25日至7月22日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学习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和部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李维汉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整个过渡时期的根本问题之一,各级统战部门应当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参加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变革。这次会议讨论了四个文件:《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和《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

  党中央非常重视这次会议。7月16日,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问题。7月18日,刘少奇出席会议,并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精神,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肯定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四个文件基本上是好的,尤其是《总结》和《意见》两个文件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有极重要的意义,将成为共产党的主要文件。指出:从消灭我国现存的剥削阶级来讲,这种用统一战线的方法、和平过渡的方法,“可能是主要的方法”。刘少奇还批评了党内存在着“做这种统一战线工作是找麻烦”的错误思想,指出:做统一战线工作“是找麻烦,但是又省麻烦”。“经过统一战线工作,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的大部分不造社会主义的反。相反的,他们服从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省了大麻烦。”

  第四次全国统战会议明确了党在过渡时期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和今后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这对做好过渡时期的统战工作,是有指导意义的。

  (二)毛泽东关于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

  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改造问题作了一些重要指示。1953年9月7日,毛泽东邀请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座谈(参加座谈的还有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等),发表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的重要讲话,这些指示和讲话的基本内容是:

  1.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把不受限制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变成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使国家资本主义转为社会主义。

  2.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要承认资本家的企业所有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企业的利润,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于国于民都有利。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3.资产阶级是要被消灭的,但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过来。总的政策是包下来。人员要安排使用,要合作下去。应以教育为主,斗争为辅;教育中以鼓励为主,批评为辅。

  4.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愿意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5.运用自上而下的和平的方法逐步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取消阶级斗争,而是一种比较巧妙、比较温和的、特殊形式的斗争。

  6.我们搞社会主义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是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而来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农民、手工业者等等。要用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的战略思想教育共产党人。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精神,体现了我党战略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的紧密结合,为具体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方向。

  有计划地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大体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后到1953年。主要采取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对所得的利润,采用“四马分肥”的办法,其中给资本家支付一定的利润是作为进行赎买的一种手段。

  第二阶段:1954年到1955年下半年。在推行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开始转入实行个别企业公私合营的阶段。1953年底,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会议提出要在今后若干年内(大约两个五年计划),将雇工十人以上的私营工业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会议还确定1954年的方针是:“巩固阵地,重点扩展,做出榜样,加强准备。”会议讨论制订了《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上报中央。

  在引导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包销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原有企业归资本家所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仍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因此,公私矛盾、劳资矛盾等都不好处理。为此,1954年9月,政务院第223次会议通过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阐明了在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的地位,规定了合营企业利润分配原则,其中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这个《条例》的制定,使得公私合营工业有章可循,对实现公私合营有重要作用。

  《条例》颁布后,各大城市有计划地开展了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采取逐个企业合营的方式扩展公私合营,又称之为“吃苹果”式的合营。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大户少,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采取“先吃苹果”的个别企业合营的做法,打乱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内部联系,造成了已合营户与未合营户、大户与中小户、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诸多矛盾,导致不少私营工业停工关门的现象。1954年12月,国务院“八办”和地方工业部联合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会议伊始,各地代表集中反映了私营工业中生产严重困难的情况,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工人不满,资本家惶恐不安,而且连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也难以进行。“八办”副主任许涤新(主任是李维汉,其时在苏联治病)向周恩来、陈云作了汇报。鉴于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会议遂转为研究私营工业生产安排问题。12月31日,陈云副总理就此问题发表了讲话,确定了统筹兼顾、调整公私关系的方针,对各类性质的企业实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对待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既要有所不同,又要一视同仁。要求国营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企业,以维持私营企业生产;加强加工订货的计划性,按私营工业产品类别归口管理,一条鞭管到底。这样,不但缓和了资产阶级人士的紧张情绪,也推动了改造的顺利开展。

  第三阶段: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这一阶段是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逐步转为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阶段。这种按行业,不分大、中、小企业同时合营,又称之“吃葡萄”式合营,形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高潮首先从北京开始,之后是上海、天津,并发展到全国。面对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营的形势,中央只好改变原来制定的在今后两年内分期分批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先收编,后改组的做法。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参加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至此,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